随着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、APEC会议的举行，以及中国领导人的频繁外交，福塔莱萨宣言、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”、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等足以改变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。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”的说法尽管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，但我们却可以从前述重要战略里窥见一斑。这场关乎中国经济去过剩产能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，为何如此重要？它应该如何实施？我在著作《郎咸平：让人头疼的热点》中，从宏观面到微观面详尽地解析了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问题。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，以飨读者。

 

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从制造业大量流出的民间资本要怎么保值、增值？根据我的观察，它们一小部分成为了民间借贷的本金，而更大的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市场。于是我们就看到过去10年间，我们的房价“一飞冲天”；而且政府在此间推出的43次房地产调控政策无一可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楼市的病根在制造业危机，更准确地说就是民营企业没法生存。

这就演变成了一个关键命题，拯救制造业可以挽救我们糟糕的实体经济和房地产行业。具体怎么做？我认为关键切入点是营商环境的改善，而这里面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减税。2011年上海率先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，2013年4月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。很不幸地告诉各位，我们的税改并没有让民营企业获得多少实惠。根据我的研究，上海营改增对于年营业额在6万元到80万的小企业基本没起到什么大的减税效果；80万到大型企业之间，也就是所谓的中小型企业，它们基本没有得到任何实惠。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谁？是东方航空、海舶股份、锦江投资等国企或大型企业。

再说老百姓。2013年6月，“钱荒”席卷了我们的商业银行系统。为什么会有“钱荒”？浅显的说法是央行不肯像过去那样，在第一时间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，导致商业银行手里缺钱。但是我们膨胀到100万亿的M2难道还不够市场流通使用吗？告诉各位，如果这笔金融资源是合理分配的，绝对绰绰有余。但现实是，因为大规模投资计划，以及信托等影子银行渠道，导致银行贷款大量流入“铁、公、基”建设项目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、国有大型企业，甚至是房地产开发商手里，结果是什么？资金一旦介入，一般情况下短期内很难回笼，甚至会出现坏账风险。在银根吃紧的时候，如果央行不出手救援，商业银行就会闹“钱荒”。

如此看来，“钱荒”是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玩的“把戏”，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很难参与其中，但由“钱荒”引发的恐慌和危机却是“全民共享”。什么意思？老百姓首先担心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，同时担心作为中国股市权重股的银行系如果坍塌，自己必受池鱼之殃。这就是作为“二等公民”的悲哀，没有参与权，但必须承担后果。而且坦白讲，我们的老百姓在资产保值方面一贯是没有安全感的。

关于社会资产，我必须在这里和各位澄清一个普遍的误区，就是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真的没有传说中那么有钱。2012年6月时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说，中国的储蓄率是52%。但其实我们的存款分布非常不平均，占人口90%的普通老百姓，平均每个人的存款其实只有7000元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公民，大多数人的存款为什么这么少？因为第一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，第二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是专门面向普通老百姓，让他们实现钱生钱。

在如此窘迫且残酷的情形下，我们迎来了股市改革。我过去反复强调过，美国政府透过打造健康的股票市场，让买股票的老百姓从中获益，实现“藏富于民”。那么我们的股市改革是怎么做的呢？我认为相对于创建完善的股市制度，我们的证监会更倾向于加重管束的力度。我必须要提醒我们的政府，在证监会本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在不改变造成股市供需结构扭曲失衡制度的情况下，严管其实就是乱管。我们的股市需要的是什么？是能够让股票自由进退的有效机制，是能够彻底杜绝内幕交易、强制公司分红的长效机制等，只有这些政策才是真正有助于老百姓投资获益的。

股市长期熊市的另一个后遗症就是，我们的民间资本不顾一切地寻找投资机会。比如在全球金价暴跌时，老百姓希望透过“抄底”买入，实现资产的保值、增值。这个发生在2013年4月的戏剧性故事，媒体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，叫“中国大妈大战华尔街”。最终结果是老谋深算的华尔街做空黄金成功，而我们的很多老百姓用真金白银的代价，体验了一把国际投资大腕的操作水平。不过我更关注的是，国内金融市场上的“二等公民”们是否能收获一些投资经验；我们的政府是否真的只是在这件事上作壁上观，而没有从中得出什么有利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新思维。